中医药学（以下简称中医）和西医药学（即现代医学，以下简称西医），是两种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。在这两种体系里，各自都包括了基础医学、临床医学和临床诊疗技术三方面内容。因为各自的基础医学所揭示的关于生命与疾病的观念、原理，是两种医学的核心，所以本文讲的中、西医，主要指两者的基础医学而言。

　　“通约”一词的原形，出自数学中分数加减运算时的“通分”与“约分”。即用求“最小公倍数”的方法先使分母不同的两个分数实现“通分”，然后加以计算；接着用求“最大公约数”的方法对繁分数进行“约分”，使其化简。近年来，学术界常引申其意，在表述属性或本质相同的两种事物关系时，便说“两者可以通约”。当然，如果拿分数与平方根在一起相加，这两种属性不同的数学命题因为相互不可通约，这样的命题便不能成立。

　　本文旨在说明中、西医的“不可通约性”，因此我们将着重于两者基础医学范畴之内,?来进行讨论。


一、从科学多元的基本理念谈起



１．关于“科学”的含义及科学态度　　

　　“科学”一词的本意即“知识”。由于客观世界的复杂性，科学必然是多元化的，所以，人们“关于自然、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”，均称之为“科学”。

　　世界上只有人类具有科学研究的能力。科学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结果，从事科学研究必须有实事求是的态度。

２．关于形上科学与形下科学　

　　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存在，都决定于两个基本前提。首先是支配万事万物形成、发展、变化的共同规律，其次是在共同规律支配下各个事物自身的具体规律。对此，《易经·系辞上第十二》的说法是：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所以形上与形下，就成为两类走向不同的研究路线和知识体系。于是，人们所获取的科学知识，便逐步地划分成形上科学和形下科学两大类。前者关注于万事万物相互间的变化、和谐、联系及其支配万事万物的共同规律，并以此来认识具体事物；后者关注于具体事物以及内部的结构与功能。

　　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的“第一哲学”（也称“后物理学”），即超乎物性形体之上的学问。它与中国古代的《易经》以及老子、庄子、孔子、孟子、荀子等先哲们所研究的“道”、“德”、“气”，都属于“形而上”的学问——超乎物性形体之上，是万事万物存在与运动规律的高度总结。

　　现今所说的社会科学、思维科学，以及自然科学中的系统性科学（或综合性科学），多系形上类；而自然科学中的还原性科学（或分析性科学），多系形下类。

３．关于系统性科学与还原性科学　　

　　由于事物的复杂性、多样性，也由于人的天性的局限和卑微，人们所能看到的客观事物，常常不是事物的全部——或物质的“运动”，或运动着的“物质”。因此人们的研究工作往往着手于某一类事物的某一个侧面。

　　物质的“运动”呈现给人们的，首先是事物在时间意义上的异时连续的运动方式，即信息、状态、现象及其它们的变化。社会、历史、人文如此，自然科学中的天文、气象、物候、生态、生物进化、心理等也皆如此。都是以运动着的信息、状态、现象为研究对象，而逐步获取该领域所特有的科学知识。

　　运动着的“物质”呈现给人们的，首先是具体事物在空间意义上的物质形态。人们通过研究组成这一特殊形态的结构及其功能，即逐步达到了认识和把握它的目标。

　　在近代，人们常把前者视为系统性科学（综合性科学）研究的对象，把后者视为还原性科学（分析性科学）研究的对象，并以此成为近代人们对科学在总体上的分类。

４．关于“人”的定义　

　　中国古代有浓厚的“人本”观念，认为“人是天地万物之灵”。?其实，人是万物之灵,人就是万物，人的身上处处都彰显着万物的投影。在西方，由亚里斯多德提出、后经圣托玛斯·阿奎那认定的关于“人”的定义为：人是“理性的动物”。这个定义有三个内涵：“理性”、“动”、“物”。除“理性”为人所独有外，其中的“动”，也是任何“物”无与伦比的。因为人是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过程中的“自立体”——他与周围事物广泛联系，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，从和谐出发，在与周围世界的相互联系、相互依存中趋于和谐，以保持自身的动态平衡和稳定。?

　　中医学理论的奠基巨著《黄帝内经》上说：“人以天地之气生，四时之法成”，以“神明”为其“君主”，而“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”。这个观念与西方先哲的看法一致，更与西方哲学家叔本华不谋而合—;“人是天生的形上动物”。

　　用当代系统科学的表达方式讲，这个有“理性”的“形上”的“动”着的“物”，是一个开放的、复杂的，有保持和恢复自稳态能力的巨系统。

５．关于“近代科学主义”　

　　18世纪以来，还原性科学在人类物质文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，与此同时，人们对“科学”也产生了一种“潮流性误解”。?这种误解是还原性科学固有的错误所造成的，同时也与人的天性的局限和卑微相关。在当代许多人的头脑中,?往往只有还原性科学的价值标准，并且,?“科学”二字甚至被视为还原性科学专用名词。因此在当代，人们常常越俎代庖，做出过许多用还原性科学来代替、解释、改造、非议形上科学、综合科学成果与价值的蠢事。这便是当代从事科学学研究的学者，一再警示人们的“近代科学主义”。尽管如此，“近代科学主义”仍然占据着潮流，并引导着当今的“技术疯狂时代”。面对人类“回归自然”的觉醒，在我们讨论中、西两种医学关系时，这的的确确是值得我们冷静反思、真诚面对的又一个大问题。?

６．关于“学科”的要素　

　　任何一门科学，都必须具备三个根本要素，即研究对象、研究方法和概念（范畴）体系。研究对象是该学科的根本出发点，也代表了该学科的本质属性。研究方法是人们认识对象的方式与方法的学问，它是科学发展最活跃的因素。因为科学总是随着研究方法的发展而发展的。人们用特定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特定的研究对象，便逐步形成了上升为理性的认识，并借助语词以概念、范畴的形式加以表述。当用来进行理论思维的概念、范畴积累起来，形成认识或解释对象的理论体系之后，便标志着这一门科学走向了成熟。为此，下面将围绕这三个要素，对中、西医的不可通约性做一些简要的讨论。?


二、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可通约性



　　广义的生命科学是天地万物的生生化化之学，而狭义的生命科学则是习惯上仅限于生物范畴的生存、变化之学。而医学是生命科学中一个有限的组成部分，其根本的目的在于人的健康、长寿，其主要任务在于防病、治病。?

　　长期以来，人们常常把医学服务的对象和研究对象相混淆。因此，摆在中、西医面前的首要问题，是要回答医学家面对的“人”究竟是什么。

　　按照“人是天生的形上动物”的理念，从研究对象而言，医学家面对的人，至少有以下七种属性：自然属性的人，社会属性的人，精神、情志（心理）属性的人，活的整体状态的人，组织、器官属性的人，细胞属性的人和生物分子属性的人。

　　中医研究的具体对象，是以活的整体状态的人为中心而扩展的。

　　所谓活的整体状态，包括生理的和病理的两个方面。医生通过望、闻、问、切四诊所获取的，自然流露于外的机体反应状态，即中医学中的“证候”。而生理性的状态，也是医者为探求疾病而对正常的人进行观察所见的表现，《黄帝内经》所称的处于生理情况下的象、态、候等，其实也是证候。故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》说：“候之所使，道之所生”。意思是说，中医学是以证候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。

　　证候的显现，与以下四个方面直接关联。其一，社会的安定与战乱，文明与落后；人在其中的贫贱富贵、饥饱劳逸、荣辱炎凉等等，都会塑成肉体和精神的个体特性而表现在证候上。其二，自然的环境气候，土地方宜，春夏秋冬，阴阳晦明以及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等等，都会以每个人的体质特点为转归，在证候上显现出来。其三，一个人的文化素养、思想观念、道德情操以及性格、爱好等，既造就了每个人的精神面貌，也左右着每个人喜、怒、忧、思、悲、恐、惊七情的个体特点其及太过、不及情况下的证候表现。其四，一个人肉体的先天禀赋，后天长养，素体的盛衰强弱、既往疾病以及男女老幼等，既决定了本人对某一方面疾病的易感性，也决定了他在自然、社会、精神情志影响下,?发病以后的病机转归和证候表现的个体特征。

　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，证候至少有以下四个特点。其一，中医学从防病治病的目的出发，把人的自然、社会、精神情志和机体的反应这四方面，以证候为联结点，使之融合为一体。其二，“证候”是“运动”的一种特殊方式，它具有鲜明的形上学特点。质言之，自然、社会、精神情志、活的整体状态的人，就是形上的人。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证候的形上的特点，也就无所质疑了。其三，中医通过证候，实现了人的形上属性的具体化和个体化。就是说，中医的证候，把每一个人生存过程中的形上性个体特点，都以各种不同的脉、舌、色、证表达了出来。其四，证候来源于病人的主动提供和医者望闻问切的全面诊察。在科学领域中，任何一个学科都没有象中医诊断那样，即由被研究者（病人）主动参与于研究之中的先例。况且，中医